[重讀八十年代文學] 莫言的1985,像一道光耀亮文壇

手纹算命图解

2018-05-27

  [編前語]八十年代,改革開放初期,文學領域同樣迎來了繁榮和開放,涌現了莫言、余華、蘇童、馬原等一大批作家和産生深遠影響的作品。 重返文學的“黃金時代”,重讀那些激情與浪漫,我們以文學為鏡觀照社會變遷。

本期我們將重讀莫言,1985年,莫言以中篇小説《透明的紅蘿卜》受到文壇矚目,他用自己瑰麗奇譎的想象為新時期文學添加了精彩的一筆,也擴展了新時期小説的創作空間。 本期前《三聯生活周刊》主編朱偉將帶領讀者們重溫莫言的《紅高梁家族》《豐乳肥臀》《生死疲勞》等經典作品。   人物簡介:  莫言是筆名,真名管謨業。

謨是謀略,也是謀國事的一種文體。

莫言21歲離開高密,到煙臺黃縣當兵;24歲調到保定,任政治文化教員;保定成了他創作的搖籃,他最早的小説都發表在保定市的《蓮池》上。

1983年在《蓮池》上發表的第四篇小説《民間音樂》,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。

  這篇小説幫助莫言離開了保定。

它先得到荷花淀派創始人孫犁老先生的讚賞,時解放軍藝術學院組建文學係,正招收第一屆學員,莫言就帶著這篇小説與孫犁的評論,到北京報名。

  《透明的紅蘿卜》發表在1985年第二期《中國作家》上,發表後專門開了座談會,真有一下子耀亮整個文壇的感覺。 我後來才知道,創作衝動其實源于莫言兒時隨石匠打石頭、鐵匠打鐵、偷蘿卜、小小年紀就被侮辱的悲涼烙印。 它當時在文壇形成的轟動效應,是因太強烈的表意能力:那個長長脖子上挑著一個大腦袋,從頭到尾都不説一句話,全身都像煤塊一樣泛出黑亮光澤的黑娃;以及被鐵匠房的爐火映成青藍色的鐵砧上,被火光舔熟的那個晶瑩透明,泛出金色光芒的蘿卜,感覺太強烈了。

那蘿卜飛出去,就劃出一道漂亮的金色的弧線。

在那個前衛作家剛開始意識到意象對于藝術之作用的年代裏,它真構成了一種炫目的,甚至令人震驚的效果——在1985年,還沒人能將意象表達出這樣一種凹凸感誇張的油畫般的感覺。   隨後創作的《球狀閃電》《爆炸》,繼續表達情感無奈與鄉村的壓力。

小説開頭,莫言寫“父親的手緩慢地抬起來,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鐘,然後用力一揮,響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。 父親的手上滿是棱角,沾滿成熟小麥的焦香和麥秸的苦澀。 六十年勞動賦予父親的手以沉重的力量與崇高的尊嚴,它落到我臉上,發出重濁的聲音,猶如氣球爆炸”。

慢動作般寫這記耳光,我記得洋洋灑灑寫了三頁稿紙。

這是家庭壓力的象徵。

  莫言在1985年的姿態,是要逆那些一環環講線性故事的方法。

他説:“沒有故事就是最好的故事。

”他以大量觸覺鮮明的感覺支持綿密的敘述,他寫麥秸在陽光下爆響,到處都反射著光線,使“所有顏色失去顏色”;寫“尖銳的麥芒上生著刺毛,陽光給它們動力,它們互相摩擦,沙拉拉響”;將蟬噪喻為“爆竹的裂片,碎片像雪片在空中浮遊”。

色澤、音響、味覺如霰撲面而來,真是想象力恣肆。 莫言的強大,就在他這種非凡的敘述繁衍力,我稱它為“令人恐懼的發酵能力”。 在1985年,他的才華就像衝決了閘門那樣激揚迸射,飛珠濺玉,似乎只需一個意象繁衍,一部幾萬字的中篇小説,就如舒展地吐出一口長氣而已。   那時約稿叫“訂貨”。 一個優秀作家“井噴”後,就像一塊儲量豐富的油氣田,我就會緊盯他的下一部。 《紅高粱》由此發表在1986年第三期《人民文學》上。

小説以第一人稱“我”敘述“我父親”、“我奶奶”與“余司令”,這樣可以突出主觀感受,更重要是以主觀感受超越情節。 情節從14歲的“我父親”跟著余司令的隊伍去伏擊日本汽車隊始,但結尾才用三節篇幅濃墨重彩寫伏擊。

第一節先用整整一節寫高粱地這個傳奇發生地的意象,他形容八月深秋,“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洸洋的海洋”,然後寫高粱地裏的霧氣,寫天地間彌漫著高粱的紅色粉末。 洸是水光,洸洋是水無涯際,正是莫言對高粱地這樣動人的描寫感動了張藝謀,也使他以後的電影裏,再離不開這種繁茂的鮮綠了。   結構上,莫言是先從羅漢大爺寫起,寫“我奶奶”與他曖昧的懸念,寫羅漢大爺本可輕松逃脫勞役,卻因他家的騾子而被打成血肉模糊,然後大義凜然地被淩遲。 中段才寫“我奶奶”被顛轎,余佔鰲制伏了劫路者,卻有意不寫余佔鰲如何成了“我爺爺”,反而插出來一個説“大英雄自風流”,昂首闊步走過余佔鰲從背後射來槍彈的任副官。

最後,才集中寫那段“我奶奶”回娘家路上,與余佔鰲蕩氣回腸的野合,寫酣暢淋漓的悲壯結尾。 這個敘述結構很顯示莫言的大氣:羅漢的凜然,“我奶奶”在被劫時大大方方跨過轎桿,站在矢車菊裏爛漫的笑,甚至任副官頭也不回同樣凜然地走,都是為最後三節做鋪墊。 他要在“我奶奶”死前,才寫她與余佔鰲野合時,“熾目的陽光在高粱縫隙裏交叉掃射”的感覺,這陽光與鮮血迸射染紅高粱的結尾整合,他追求的是“大溝壑、大抱負、大氣象”,情節只是氣墊。

  《紅高粱》是莫言創作的第二個臺階,一發表就好評如潮。 張藝謀打算將它改成電影是1987年秋的事,那時他在幫吳天明拍《老井》,演主角。 牽線的是影協的羅雪瑩,因為莫言自己不願改劇本,就請影協研究室的陳劍雨與我合作。 陳劍雨是我在《人民文學》的同事向前的丈夫,他們的女兒,就是現在鼎鼎大名的雕塑家向京。 張藝謀的習慣是先侃劇本,在我當時白家莊二十多平方米的家裏,張藝謀一次次從《老井》的外景地趕來,盤腿坐在我家沙發上,人精瘦,兩眼放光,聊到興奮處常常忘乎所以,眉飛色舞。 他太喜歡小説中余佔鰲分開密集的高粱,直瀉下來的光束照耀著“我奶奶”,“四面八方都響著高粱生長的聲音”這樣的描述了。   當時聊得最激動的是有關高粱的詩意表達,張藝謀那時很推崇日本一個導演一部拍蘆葦的片子,我們一起用我家的錄像機看過那片子,那種暗暗的光,風吹蘆葦柔軟擺動的綠美極了。

張藝謀説,最後打仗的戲必須簡化,“因為沒有好的煙火師,八一廠就那些人,就那麼幾個炸點,絕對拍不出壯觀的場面”。 所以,一定要有大片大片,漫山遍野的高粱。

我記得,羅漢淩遲怎麼表現,當初討論很多。

談得最激動是,羅漢死後,要讓日本騎兵拉著石碾,把漫山遍野的高粱全部碾成綠泥。

然後,大雨傾盆,太陽出來的時候,那些被碾倒的殘缺的高粱紅了,那首歌唱起:“高粱紅了,高粱紅了,東洋鬼子來了,國破了,家亡了……”這是小説裏任副官教唱的歌。

  但張藝謀後來到高密、東北、內蒙古去找外景地,走了一圈回來説,真是到處都找不到莫言小説中那種高粱的感覺,哪裏還有那樣大片大片,又高又密的高粱呢?不用説,大場景于是被否定了。 據説,他最後在高密,只種了幾十畝的高粱,只能拍局部的感覺。 這部電影的投資,據説只有八十萬。 那是張藝謀的創業期。 八十萬,現在想,真是不可思議。

[重讀八十年代文學] 莫言的1985,像一道光耀亮文壇